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播报文章

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 于蓝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 王晓棠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 潘奕霖(右) 采访于洋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 秦怡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 田华纪录电影演员向新中国电影致敬<!--s-text--><!--/s-text-->播报文章 谢芳 “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星光曾经一夜之间,照亮那个朴素年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曾经(具体说是两年零五个月时间里),那二十二张明眸善睐、英气逼人的特写照片,被大量印制,举国收藏。它们被悬挂在众多城市电影院的墙上,更进入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和相册——曾经,它们就是我那尚年轻的父亲的珍藏,被小心地衬着潮州人爱用的白纱台布,压在家里最重要的家具——一张圆桌的玻璃板底下。

他们,上影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影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影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还有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他们是新中国最早拥有巨量“粉丝”的偶像;他们是那个“集体创作”“佚名”尚未成为署名风尚的年代,第一批让人朗朗上口的个性的名字;他们影响了那个时代国人的审美、关于男人女人气质的想象;他们曾经,标识着一个欢欣振奋、充满希望的闪亮未来。

如今60年过去,光影如梦,星光流转。谁让我们又忆起他们和这段历史?

10月18日晚,纪录电影《演员》在建外英皇集团中心影城举办了北京首映礼。这部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以六十年代“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主叙事点的纪录电影,将于10月30日起在全国铺开上映。

该片讲述了于蓝、秦怡、田华、于洋、王晓棠、金迪、谢芳、祝希娟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从影经历,记录他们今夕的风采,挖掘他们对于演员职业超过半个世纪的感悟和思考,并以他们塑造的经典电影形象向新中国电影致敬。当晚,88岁的金迪、86岁的谢芳、86岁的张亮(电影《上甘岭》中黄继光的原型杨德才的扮演者)现身首映礼现场。当灯光照亮他们的白发,当看到他们身体虽已少不得别人搀扶,但是他们的声音依旧清晰有力,全场震动。

他们的照片曾挂遍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的大厅

“我这个名额本来是刘琼的,周总理亲自给刘琼打电话,让年轻演员上。”纪录片《演员》中,82岁的祝希娟对着镜头说。

1962年,祝希娟24岁,只演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出道即巅峰。当年出台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中,20多岁的演员只有四位,王晓棠、谢芳、金迪和祝希娟。祝希娟还是“二十二大”中唯一一位非电影厂演员入选者。

曾经有媒体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杂志等公开报刊资料中细心爬梳“二十二大明星”的相关记载,结果一无所获。

有一个说法是,1961年6月末的某天,正值“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做客中南海西花厅。据当时参会的长影金迪回忆,在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直到1962年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的大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金迪才明白,去年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的照片原来与总理的上次谈话有关。

同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二十二大明星”遴选一事。后来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她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她后来看到的“二十二大明星”照片中。

可以确定的是,当年这个22人名单并没有公开颁布甚至公之于众。对于全国观众和演员们而言,只是他们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来到各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而那里以前挂的可能是邦达尔丘克、马列斯卡娅等苏联演员的肖像。

根据1964年12月12日文化部向中宣部的情况报告,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提出,经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于1962年4月由该公司印制并通知各地悬挂的。

而究竟是中影公司首先主动提出悬挂明星照,还是经过文化部领导授意、中影公司具体实施,目前并没有一手材料证实。在外界看起来,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报批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司行为”。

半年时间他们的照片在全国销售出714638张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据《永恒的星辰》作者刘澍介绍,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上影、长影和八一)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名单再次圈定。也有回忆说,这份大名单由文化部上报总理周恩来,22人系周总理“亲自圈定”。同样,圈定22人,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也难以得到明确说法。

就人选来看,“反面角色”陈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武训传》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员赵丹能够入选,可以看出这份名单主要考虑到演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上影7人,北影7人,长影4人,八一厂3人,名额分配上也考虑到各厂的实力和演员阵容。同时,年仅24岁的祝希娟虽然参演电影却并非电影厂演员,也同样入选,应该是考虑到观众对她的喜爱程度。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1963年6月底,北京市美术公司派人持公函到电影局面谈,指出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一些演员照片质量很差,该公司拟根据文化部批准的22个演员照片印制一套质量较好的《中国电影演员》照片,在国内发售,得到电影局的同意。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演员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销售,已售出714638张。

同时流行的,还有私商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剧照+插曲”的歌片。算上各种单位和“私商”印制的各种版本,可以想象,数字远比我们所见的庞大。

1964年3月,北京市美术公司根据上级指示,停止演员照片印制,于5月份停止销售,并将库存作废。9月,该公司又会同有关部门彻底清查市面上出售的演员照片情况,并分批把照片从商业部门和小贩手中收回销毁。同时,第三届百花奖已经评出结果,还没来得及公布,就戛然而止。

1964年9月29日,正当文化部整风,电影局通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抄致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立即撤销在各影院和放映单位悬挂的电影演员照片。至此,公开悬挂了将近两年5个月的22位演员照片从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的墙上消失了。

曾经位于前门的大华电影院,常年陈列有“中国百年电影史”展览。在那里,记者曾经看到仍然悬挂的“二十二大明星”的照片。当日一瞥,百感交集,童年的回忆和关于时光的感慨一时涌现。其时,“二十二大”明星中作古影人已然大半,曾经以为,再没有机会来讲起他们的故事。

没有想到今日,这一切被纪录电影《演员》改写了。

99岁的于蓝、98岁的秦怡被摄入电影镜头

采访纪录电影《演员》的导演、编剧潘奕霖,是10月13日在电影频道。

19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潘奕霖,原来是学播音的。1995年考入刚刚成立的电影频道,1996年开始做《流金岁月》栏目,一口气就做了20年。2014年,他开始专注做频道的另一个栏目《佳片有约》。直到某一天,他又看到了1921年生人的于蓝老师。

“我们上班的地方电影频道,它办公的地址跟于蓝老师的家离得很近。我工作中是跟她接触过很多次,但是在某些瞬间,比如说这10年吧,有时候路过那个小径的时候,会看到于蓝老师白发苍苍,推着一个轮椅在那儿散步,那一幕会很打动我。有时候迎面会走过一些人,有些人会认出,多看一眼,‘哦,这不是江姐吗?’更多的人并不认识。老太太就这么很迟缓、很安详地推着轮椅散步,那一幕被我看到过好几次。我突然觉得,大家这么热爱的一位老演员、一位艺术家,今天就像人群中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一样。但她那种精气神特别打动我。当看到风吹动她苍白的头发,我会有再次走近她、再次去拥抱她那种感觉。”

《演员》第一次集中拍摄,是2018年。那时于蓝97岁了,在镜头前略略有些说话气不够。“我也知道她年龄很大了,她可能需要休息或者静养,她可能未必愿意再次面对镜头细说从前。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好事?我也在犹豫。因为我们希望做的所有事情,对老艺术家们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去打扰他们。”潘奕霖第二次拍摄于蓝是2020年,99岁的于蓝,就在那一年去世了。

另一位潘奕霖心心念念想拍到的,是1922年生人的秦怡老师。

“秦怡老师被誉为中国影坛最美的女人,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她。但是之前每次采访都是匆匆的,采访完了就分手。我个人就觉得很遗憾,秦怡老师在我的栏目中出现过那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静下来深入地去倾听她讲述她的故事。你现在开心吗?你对你演的角色,哪些是比较满意的,哪些是比较有遗憾的?你的家庭?你快乐吗?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问她的。”所以他特别希望,如果要拍摄一部纪录电影的话,秦怡老师也能够出现在这个大银幕当中。

最终《演员》中仅有的几个秦怡的镜头,是他的小伙伴用手机拍摄的。那时,秦怡已经骨折后长年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她90多岁还自己编剧、导演、主演了《青海湖畔》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那天他先是自己去了一趟,“电梯门一打开,正好看到陪护秦怡老师的那个阿姨,推着轮椅上的秦怡老师正在楼道遛弯。秦怡老师那时候不是特别地能够分辨得清谁来了,我也就没有特别干扰她们。后来阿姨说,要不你唱一首跟秦怡老师有关的歌吧。我想她不是演过《铁道游击队》里面的芳林嫂吗?我就轻轻哼唱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这个时候就很自然地,秦怡老师也开始跟着我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那一刻还是蛮动人的,她可能未必能认清楚你是谁,但是她演过的电影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她会加入进来跟着哼唱。那一刻,唱着唱着我唱不下去了。秦怡老师看了我一下,可能意思是说他是谁?为什么他会唱这首歌?可惜没有办法拍嘛,我想那一幕只能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5年,100小时以上素材,剪辑台上重新编剧

那一天几经周折,最终潘奕霖还是争取到了跟随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老师去探望秦怡的机会。佟瑞欣老师交待:“拍摄一定要最简化,不要任何那种大的设备,惊动医生护士。”最后他们拍摄到的秦怡老师,是在2018年的某一个午后。“你问她很多问题,她也能回答上来,但是你会感觉她和原来银幕上很光鲜的那种女演员的风采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恬静之美。”在最后记录下来的宝贵的9分钟里,久居医院的秦怡老师,面庞有些消瘦,罕见地没有化妆,一只手还打着点滴。潘奕霖俯在她耳旁问:“别人都说您是中国最美的女演员,你个人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秦怡说:“不同意。因为我还有很多缺陷呀。”那一刻潘奕霖觉得,哇,好可爱的老太太。

最终,潘奕霖如是“心潮澎湃”地拍了5年,100小时以上的素材。然后,这部电影遇到了它的贵人,著名剪辑师孔劲蕾。

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一级剪辑师孔劲蕾是70后,1997年开始独立剪片,长期合作的都是贾樟柯、霍建起、管虎、刁奕男、张一白、娄烨、张猛这些导演。2014年拿过第51届台湾金马电影节最佳剪辑奖。主要作品名单上是《推拿》《站台》《三峡好人》《斗牛》等,包括最新的文艺片热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对她的采访是直到10月21日凌晨才完成的,那时孔劲蕾刚从剪辑台上下来。

“导演最初的设想是做成展现这二十二大明星的主题。但是因为采访对象不确定,老艺术家的身体情况也不确定,也不好把握采访的完成度,所以直到拍摄完成,并没有一个成熟的脚本。我们相当于是在剪辑台上重新编剧,一点点梳理采访内容,攫取最有口述史价值的信息,以‘二十二大明星’(人物)为经,以四大电影制片厂(地点)为纬,经纬交错,搭建出一个层层递进的结构,同时加入老电影的片段,引领观众迅速进入当时的年代氛围和规定情境中。”孔劲蕾告诉记者,“片中的老电影我全部都看过,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童年记忆。我记得小时候加入少先队的仪式上,学校礼堂还放映了《上甘岭》。对于这22位明星我也是非常熟悉。这些演员,虽然以当代的电影审美来看,他们的表演偶有夸张的呈现,但是作为观众,还是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激情与庄重,他们是全身心地沉浸于角色之中。”

剪辑之前,孔劲蕾用两个月时间才把全部的素材看完。“我个人受益匪浅的是,在剪辑过程中重温了大量‘十七年’期间的老电影。我忽然发现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这些老片子依然有着独特的光彩。很多片段,就好像来自历史深处的凝视,让人很自然地沉静下来,来思考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所以我和导演有个很大的期待,就是通过我们这部纪录片展现的冰山一角,能让更多观众,特别是90后甚至00后的观众,来走入这个时光隧道,探究历史的微光。这是非常适合带着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一起来看的好电影。”

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典范、榜样

18日首映式当晚,观众中有一个最激动的人,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艺委会主任江平。看完首映,他甚至连夜给潘奕霖发来他写的长达125行的长诗《我是演员……》。他在首映式上的发言也很动人:“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抹眼泪。我这人容易激动,但是今天是格外激动。小潘不容易,他这20来年一直想做这么件事,他做成了。”

“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来?就是要向前辈致敬,向真正的演员致敬。”江平最引以为豪的,是“这‘二十二大’前辈,除了1968年早逝的上官老师,我跟他们21位都熟。真的,跟现在还健在的8位,都有亲密接触,包括王心刚老师,包括秦怡老师。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看秦怡老师,她依稀还能认出我,开心;跟王心刚老师,前不久还通了一次电话,他身体还行。于洋老师我是中秋节刚去看过的。我那天还给谢芳老师送月饼,第二天我跟她通电话,我说谢芳老师月饼拿到了没有?”

他知道很多演员的故事,“张亮老师在我们上影拍《喜盈门》,他当年演帅哥、演小生、书生为多,他要演农民的时候,赵焕章老师跟他提要求,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从山东省话剧团借他出来,他去体验生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都是这样子的。”

谢芳老师原来名字叫谢怀复,新中国成立后她说“我不要这名,这名不好听,我得有个革命的名”。然后就抓阄抓了个前进方向的“方”。“然后在我们北影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字幕师把她的名字,凭感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肯定是谢‘芳’,加了个草字头。出来之后谢芳一看:‘不是啊,我是方方正正的方啊。’,汪洋厂长说赶紧想办法换掉,她说不行,‘国家的钱、国家的胶片不能浪费了,我的名字就不改了’,从此就叫了谢芳。”

在江平讲的故事里,金迪是受人民启迪、受党启迪长大的。她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在连毛主席都不吃红烧肉,周总理都不吃鸡蛋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缩衣节食。结果周总理碰到她之后说,小金迪你怎么会这么瘦?金迪说总吃不饱。总理跟长影的领导亚马说,一定要保证小金迪每一个月吃上一顿红烧肉。所以,他们是在人民的关心下,在党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就是我们的楷模、我们的典范、我们的榜样,向他们学习。”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