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三笑:褒姒笑烽火、妲己笑炮烙、妺喜笑裂缯

杜预注《左传》有“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之言。有趣的是,历史上关于这三位女性的亡国故事都提到了她们的“笑《吕氏春秋》载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帝王世纪》说“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列女传》载“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何以此三人之笑竟成了亡国之笑?这三个故事为何如此相似?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后人的虚构?本文试梳理“亡国三笑(为方便起见,这里将褒姒笑烽火妹喜笑裂缯、妲己笑刑统称为“亡国三笑”)文本的形成过程,并探讨“三笑”故事形成的原因。

褒姒笑烽火戏诸侯

关于褒姒的记载较早,《诗经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诗作于周幽王时,诗人感到天下大乱,镐京亦亡在旦夕”,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预见了褒姒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国语》中将妹喜、妲己、褒姒并列言之:

史苏曰: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宽,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坦已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中人、部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国语·晋语一》

亡国三笑:褒姒笑烽火、妲己笑炮烙、妺喜笑裂缯

此段论述的焦点在于戎狄之患,史苏排比三代女戎亡国之事,是为增强其说理的说服力与可靠性,其事未必全部真实。这两段文字虽写到了褒姒,但未提到“笑”,那么,褒姒之笑出现在何时?试看《吕氏春秋》的记载:

戎寇当至,凼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凼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凼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

《吕氏春秋》首次提到了褒姒之笑,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记载的是戎寇来时幽王击鼓,褒姒见诸侯之兵来而笑,笑的是真寇,幽王为讨褒姒欢心,才屡次无寇而击鼓。细研此段可以发现,作者并未将褒姒之笑与亡国直接联系起来,而是将主要罪责推于周幽王。此后,《史记》将此事情节夸张化,褒姒之笑才真正演变为亡国之笑。《史记周本纪》载: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司马迁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想尽“万方”,仍然“不笑”塞宴几笔,把褒姒乖张误国的形象勾勒得十分生动。自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而亡国的故事才开始广为流传。(我们虽不能确定褒姒之笑是始于《史记》,还是司马迁另有所本,但从保存的文献来看,这个故事是从《史记》以后才开始频繁地被引用)

自《史记》载褒姒笑烽火之说以来,后代诸书所记皆本自《史记》。如西汉末年刘向《列女传》:“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

总之,褒姒之笑的文本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是时为“笑击鼓戏诸侯”。司马迁可能觉得击鼓不足以招来诸侯之兵,遂改为“笑烽火戏诸侯”,此说更有戏剧性,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遂由此定型。从这个赦事的文本形成过程来看,故事情节无异议,形成过程较为简明。比较而言,妲己与妹喜之笑则完善较晚,且文本不统一,分歧较多。

妲己笑炮烙之刑

《尚书·牧誓》言“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但并未指明妲已之名。《国语·晋语》载史苏曰:“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姐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国语·晋语一》),但也并未言笑。其实,妲已笑炮烙之刑的故事本自刘向《列女传》,而《列女传》又根据《史记》引申。《史记·殷本纪》载:

(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已之言是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亡国三笑:褒姒笑烽火、妲己笑炮烙、妺喜笑裂缯

文中并未提“笑”,其记载炮烙之刑乃纣所设,并未与妲己扯上直接关系。而《列女传》则在《殷本纪》的基础上增加了“笑”的内容,其中“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已之所憎,诛之”,与《殷本纪》所记“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如出一辙,本自《史记》无疑。在此基础上,刘向又将炮烙之刑与妲己之“笑”联系起来,首次写到了妲己笑炮烙之刑:“百姓怨望,诸侯有畔半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

后代称妲己笑炮烙之刑者皆引自《列女传》。如唐孔颖达《尚书注疏》卷十引《列女传》:“纣乃重刑辟,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

由此观之,妲己笑炮烙之刑起源于《史记·殷本纪》,定型于西汉晚年刘向《列女传》。其形成与完善较褒姒笑烽火的文本稍晚。

妺喜笑裂缯

妺喜笑缯的故事流传并不广泛,不像前两个故事为人熟知,且历来分歧较多:一说妺喜笑饮酒溺死者;一说妹喜好闻裂缯之声,未提笑;一说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一说并非妹喜笑裂缯,而是褒姒笑裂缯。下面分别梳理这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

一说妹喜笑酒。

妺喜笑酒首见于《列女传》。《列女传》之前,虽有提及妹喜,却不言笑。《荀子·解蔽》曰:“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藏于妹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荀子认为,夏桀、殷纣分别为妹喜和妲已所蔽”,她们要为夏、商之亡负责任。《国语·晋语》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指出妹喜与亡国的关系,并未言笑。西汉早期《韩诗外传》卷二载:“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其卷四又载:“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他们都记载夏桀为“酒池”,但未提妹喜。《准南子·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疲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酒池”又为纣所设,与妹喜更没有关系。

亡国三笑:褒姒笑烽火、妲己笑炮烙、妺喜笑裂缯

《史记·外戚世家》序云:“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此段虽明言妹喜、妲己和褒姒三位女性与夏、商和西周的灭亡有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指明其间的具体的、必然的联系。而司马迁在《夏本纪》中甚至没有提及妹喜,只说夏桀不务德,司马迁一向好书奇谈异闻,何以不书妹喜之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司马迁作《史记》时并无妹喜之笑的说法;或者有,但司马迁以为不可信。既然《列女传》之前均不见有妹喜之笑的说法,刘向是如何杜撰出笑酒的呢?《列女传》云:“(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为乐。”比较前文所提到的文献,不难发现,此段记载糅合了《殷本纪》和《韩诗外传》中对妲己的记载,《韩诗外传》有“牛饮者三千”之说,《殷本纪》说纣与姐已“好酒淫乐”,“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列女传》写妲己时唯恐读者不能感受到妲己的祸国之罪,添上“妲己好之”四字,而写到时,或许由于缺乏材料,刘向不过将各书所记糅合发挥,导致故事的主人公也出现不同的说法。后代说妹喜笑酒的极少,只见于明代夏良胜撰《中庸衍义》,其曰:“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妹喜笑,以为乐。”明显是袭自《列女传》。

一说妹喜笑裂缯之声。

《帝王世纪》并未言笑,只说妹喜好裂缯之声:

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能搏虎,多求美女以充后宫。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瓦为屋,以望云雨。大进侏儒倡优,为烂熳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妺喜于膝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

再看《列女传》中的记载:

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

对比可以发现,《帝王世纪》的记载与《列女传》基本一致,只是把笑酒改成了妹喜好裂缯之声。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笔,虽未言明“笑”,效果不如“笑缯”强烈,但作者已经意识到“缯”与亡国的联系。(后文将具体论述)妹喜好裂缯之声见于后代诸书者,如《白孔六帖》卷三十五、《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皆只言“好”,不言笑其他如《资治通鉴外纪》卷三、《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九、《中庸衍义》卷七、《庾开府集笺注》卷六、《陈检讨四六》卷十七等虽言好裂缯者为褒姒,但仅改姓名,亦未言笑。

那么,妹喜笑裂缯究竟从何而来?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曰: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明言“笑”者只见这一处。而《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又引《帝王世纪》妹喜一事,所录与今本《帝王世纪》同,只言“好”不言“笑”,且后代均无言妹喜笑裂缯者,可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所引并非原文。《太平御览》系类书,作品择录他书,以类相从,所择书不同,所录亦不同,或择原书,或择转引,故有此异。大约有人误读《帝王世纪》,以“好之”推“笑之”,加之《列女传》有笑酒之事,便移花接木,以讹传讹。至于误读者为谁,所出何书,已无从稽考,对于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亦不重要,因为自《帝王世纪》改“笑酒”为“好缯”,就已经完成了最为重要的改写,将“缯”与亡国直接联系起来了。

一说褒姒笑缯。前文讨论的笑裂缯之声的主人公都是妹喜,而历来又有褒姒笑缯的说法。说褒姒笑裂缯者,多言引自《史记》。而稽考《史记》却并无此类记载,可知褒姒笑缯之说,乃是一本误读的糊涂账。

巧合还是虚构?

“亡国三笑”之中,笑缯之事出现时间最晚,以魏晋时期《帝王世纪》为代表,且讹误多,并无统一的说法,其附会的成分最大。对比“亡国三笑”的形成过程,可以明确,褒姒笑烽火之事出现较早,在秦时就有稳定的版本;妲己笑刑的故事定型于西汉末年《列女传》,而其中原委又以《史记》为蓝本。总之,“亡国三笑”的主人公所处年代越早,文本定型、完善的时间越晚,人为杜撰的痕迹越明显。

那么,杜撰者为何在美女亡国的故事中独添“笑”这一笔?

其一,受褒姒之笑故事的影响。褒姒为西周末年人,其事最近,必然流传最多,而妲己、妺喜所处时代较远,其事遥不可考。历来追述三代亡国,皆以此三人并举,因她们的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的成分,且都对国家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后人在记载时,对于已不可考的事迹容易撰写成相似的模式,产生张冠李戴的现象。

其二,笑这一行为一方面符合女性的特征和恋爱中两情相悦的情形,易于使人接受;另一方面,当它与所笑之事结合在一起,又呈现出强烈的讽刺效果。“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君王对女子的宠爱自然地表现在希望博得佳人开怀一笑,这是人之本性,无论乎帝王与庶民。但是,在国家大事面前,女子之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君王为了如此小的目的(美人笑)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这种对比无疑会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编辑者也可谓用心良苦。

其三,杜撰者意图通过编造和改善“亡国三笑”所笑的对象来表达他们对国家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甚至个人的政治目的。温柔敦厚、遗世独立的笑不会亡国,既要编造出“笑”这动人的情节,又要将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只好在笑的对象上做文章请看这三笑之事:烽火戏诸侯、炮烙之刑、裂缯之声。这三样事看似平常,实则大有文章,从本质上说,它们不正是战争、刑法与农业手工业吗?换言之,笑”所笑,皆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之事。笔者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编辑者们有目的的虚构:如果说将亡国之罪系于女宠一笑是为了将亡国责任推卸到女人身上,那么对所笑对象的虚构则又从本质上否定了女祸论,从而晦涩地传递出他们对亡国原因的探索—对战争的轻视、对刑法的滥用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漠视。这种探索不仅仅是对三代亡国的反思,也是对当下政治的思考。司马迁批评周幽王为博女宠一笑而乱燃烽火,实则是对汉代长时间内外战争的批判,同时也是为了警告汉武帝小心黩武亡国。后来,刘向《列女传》中采用了《史记》中的说法,并用“笑”对与妲已的事迹添油加醋,这也必然与刘向的政治目的有关。刘向之世当西汉成帝之时,此时汉元帝之后王政君专权,王氏一门五侯,执掌国家大政,成帝大权旁落,又荒淫无能,宠信赵合德、赵飞燕姐妹,国家动荡,刘向作《列女传》意在以古代贤妃德后为榜样,为当时女主王政君树楷模,以女宠亡国而告诫成帝以史为鉴,远离女色。

通过梳理“亡国三笑”文本的形成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相似的文本并非史实的巧合,而是出于有目的的加工。虽然它们被女祸论的外壳所包裹,但当我们剖开这层外壳去研究“三笑”的本质,会发现其内核还是包含了许多理性的成分。总之,“亡国三笑”文本从无到有、不断充实、最终定型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了古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国家兴亡的思考,值得我们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