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校花”妻子给自己戴绿帽,不理智的冲冠之怒,搞得两败俱伤

发现“校花”妻子给自己戴绿帽,不理智的冲冠之怒,搞得两败俱伤

尘世间,最能折磨人、甚至会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莫过于一个“情”字。

大才子郁达夫初识大美女王映霞,是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上海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的家里。

初见王映霞,郁达夫便惊为天人。

孙百刚向他介绍说:“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杭州女师出名的校花,曾参加选美被评上‘杭州小姐’,是跟着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

一向口若悬河的郁达夫在王映霞艳丽光环的映照下,竟然语无伦次,话也不会说了。

当日,郁达夫非常豪爽地邀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一起到南京路新雅饭店去吃饭,饭后又提议一齐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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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影,郁达夫又提出去南京路逛逛,晚上由他做东去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淘乐村”用晚餐。

郁达夫的表现,让孙百刚隐隐感到不对劲。

孙百刚后来回忆:“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内行,不愿给人家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如对黄包车夫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而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则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一络大派,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来,似乎都有点异常”。

谜底很快揭开。

从“淘乐村”吃完饭出来,上了汽车,郁达夫突然用日语对孙百刚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

孙百刚知他醉了,有意把话题岔开,说:“你是在做小说吗?”

郁达夫说:“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

车到尚贤坊,郁达夫坐在车上,目送王映霞他们下车,声音有些发颤地说:“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晚上,回到家里,郁达夫亢奋得几不成眠,在日记里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

在王映霞那边,一开始,她似乎没有觉察出郁达夫的激情,没有很特别的感觉。若干年后,她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可是,郁达夫的攻势是猛烈的,难于防守的。

从那天之后,郁达夫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尚贤坊孙百刚家,频频邀请王映霞到饭馆吃饭。

而每一次见面,郁达夫都会在当天日记中进行详细的记述:“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又云:“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郁达夫除了把自己炽热的情爱冲动写入日记,还摘录出最火热的字句写成情信交给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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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百刚曾劝过郁达夫,要他克制近来的冲动,不要头脑发昏。

郁达夫豪气冲天地说:“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

郁达夫的感情,就像老房子着了火,熊熊燃烧,水泼不进。

1928年3月12日,年方19岁的王映霞嫁给了33岁的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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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 《日记九种》,高调秀恩爱,由北新书局推出,销量很好,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对曾经被大诗人柳亚子誉为是“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竟然在1939年反目成仇,水火不相容。

原来,在郁达夫到福建教书期间,王映霞与一个姓许的男人发生了暧昧。

郁达夫知道了此事,第一反应就是当着好朋友的面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万万想不到王映霞会这样不要脸!”

这个时候,全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郁达夫把自己的抗日宣言跟个人的私事结合起来说:“许君终究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3月5日,气愤不过的郁达夫又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了自己的《毁家诗纪》,把王映霞“背夫偷情”的种种事态,赤裸裸地公布出来。

这么一来,王映霞在世人面前颜面无存。

客观地说,王映霞红杏出墙是不对,但郁达夫这种大暴人丑的做法更加不对。爱若还在,不妨努力修复、努力挽留;爱若已无,不妨和平分手,可以的话,送对方一句祝福。毕竟,双方曾经有过共同的过往,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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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实在做得太过了。

作为还击,王映霞以书信体裁写给郁达夫一封长信,在《大风旬刊》第34期发表,其中有云:“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郁达夫、王映霞的婚姻最终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结束。

1945年8月20日夜,文坛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尸骨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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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则孤独终老,后来以耄耊之年,飘零返还杭州。